《特赦1959》是历史剧，也可以说是纪录片：在整部电视剧中，除了功德林里的绝大多数战犯，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个人表现也跟沈醉的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黄济人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描述相差无几，仅有的几个以化名出现的人物，我们也很容易就能找到历史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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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算卦的蔡守元是有“罗盘将军”绰号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喜欢打架的叶立三，是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董益三和王耀武嫡系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结合而成；陈瑞章是与沈醉一样“狱里思家同有泪”的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他在淮海战役漏网，又在福建被捉，说起来还算“刘安国”的部下。

以化名出现的却个性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极深的，是两番话料倒杜聿明、王耀武这两个中将司令官的刘安国——他的历史原型毫无争议，那就是1925年6月入团，1926年1月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入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的文强。

文强入的是哪个党，《特赦1959》中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回答马副所长的那番话完全符合史实：“这个刘安国啊，他是1926年入党，（马问他入的是哪个党）当然是我党了，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三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我党党史上的事，他知道的比我们清楚。”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确实曾经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他在《口述自传》中也很自豪：“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我领导二十三个县，是很大的一块根据地。”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文强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并在张治中、程潜的斡旋下被取消通缉令，还被黄埔同学拉进了蒋系特务组织，他1936年一进去就是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一年内就晋升为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从1937年到1940年，文强一直在上海活动，先后任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事委员会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

文强在1946年担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时就已晋升中将——当时军统正授中将只有郑介民（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军统局主任秘书）、唐纵（参军处中将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兼军统局帮办）和文强（孙连仲、胡宗南、戴笠三人保荐，老蒋委任），副局长戴笠和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都是正授少将，戴笠的中将是“职务军衔”，并没有叙任批准手续。

文强和黄维、杜聿明都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当时文强是杜聿明的副参谋长代参谋长，黄维是其下属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

在战犯管理所，文强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别人都在写认罪书，只有他坚决不写，管理人员也拿他没辙。

徐远举当面斥骂他为叛徒，也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在真实的历史中，就是借给徐远举十个胆子，他也不敢骂文强——文强是曾经在黄埔四期打过林同学的，在功德林一拳击毙一把掐死徐远举，估计也不太可能有人找他的麻烦。

徐远举骂的是“刘安国”而不是文强，同样的话，他也曾用来骂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潜伏者，1964年才公开身份凯旋），沈醉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时任行动处上校副处长的徐远举是骂少将处长程一鸣的前因后果：程一鸣因病没有去上班，在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地下党在活动，该县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远举在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员事先得到消息人员跑了，程一鸣“病好”后把责任都推给徐远举并将其痛骂一顿。

一向嚣张的徐远也不示弱：“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地下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

程一鸣早年是我党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回国后被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以中校或上校军衔引诱“叛变（现在看来是假叛变真潜伏）”加入调查课，然后调查课合并进复兴社特务处，徐远举的“叛徒”和“别处”指的就是程一鸣那段经历。

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区长徐远举跟少将副区长兼督查主任周养浩、保密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在云南被抓，在重庆等地关押一段时间后，也被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特赦1959》中的那个场景。

抱着两个竹壳暖水瓶的王耀武走进房间，神秘地告诉刘安国、康泽和黄维：“大家猜猜啊，刚才我在院里看见谁了？我看见宋希濂、周养浩、徐远举，对了，还有沈醉，他们刚从卡车上下来，都被抓进来了！”

正在洗衣服的黄维吃惊地抬起头：“沈醉还活着？”

黄维之所以如此吃惊，是因为刘安国说沈醉已经死了，此时他也很吃惊：“我说佐公（王耀武字佐民），你看清楚了吗？（王回答：‘我能不认识沈醉吗？’）看来是我判断失误了！”

曾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大特务康泽在旁边苦笑：“这回好了，都聚得差不多了，就剩下老蒋了。”

黄维听不得别人骂陈诚和老蒋，摔掉衣服就要跟康泽动手，幸亏有聪明人王耀武在一旁劝阻，要不然在跟徐远举沈醉等人见面之前，他俩就先打起来了。

康泽不太尊敬老蒋，是因为老蒋支持小蒋抢了他的饭碗，把他这个不会打仗的大特务派到襄樊当司令，结果跟董益三一起当了俘虏。

王耀武认识沈醉，黄维为沈醉没死而失望，其中的原因在沈醉在回忆录中均有叙述：“黄维是与军统一向不和的陈诚的亲信，过去只闻其名而没有往来过；我和王耀武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认识的，他当时任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我当时是军委会战地随军调查组罗浏组组长，，他和副师长李天霞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有段时间我还和他们一同到最前方去参加收复丢失阵地的战斗。”

王耀武见了宋希濂称“学长”，是因为在黄埔，宋希濂是一期，王耀武是二期，文强是他们的“学弟”。

王耀武和刘安国先后跟沈醉笑着握手，黄维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不发一言——除了王耀武等少数几人，正规军的许多司令和军长师长，都对特务没有好印象，陈诚的“土木系”跟军统更是水火不容。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既当过军统中将，又当过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所以两头的人缘儿都不错，看见这么多熟人，他只紧握沈醉的手大发感慨：“老沈哪，没想到咱们能在这儿见面，活着就好啊！在这儿团圆了，真不知道老哥儿几个还能唠上几天心里话呀。我最担心的，是他们秋后算账，有些人在重庆杀了那么多地下党，真是罪过呀！”

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徐远举第一个炸毛：“刘安国，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几个再怎么样，也比你强吧？你是叛徒！”

徐远举为啥炸毛，沈醉十分清楚，他当年把徐远举周养浩“留下”，也是有原因的：“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实在是因为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了。”

刘安国戳了徐远举的肺管子，徐远举反唇相讥，这种事情有一定历史依据，但是刘安国绝不会吃哑巴亏，要是按刘安国历史原型文强的脾气，必然会一个直拳打过去，徐远举脸上万朵桃花开——文强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叛徒。

文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在《口述自传》中强调：“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过去的战友，也没有破坏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党员，我脱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如果文强一直留在湖南给程潜当中将办公厅主任，肯定会跟着一同起义，到了淮海战场，他还瞒着杜聿明和邱清泉释放并护送走了七个突袭杜聿明指挥部被捕的武工队员，他也曾想过抓住兵权后战场起义，只是因为杜聿明败得太快，文强还没来得及掌控兵权就被俘虏了。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文强的性格很倔强，脾气也很暴躁，武功更是不一般，他曾在黄埔军校一拳撂倒了同宿舍的林同学，被川军特务逮捕后，在监狱里还揍过一个江洋大盗，真打起来，徐远举远不是他的对手——徐远举也就能骂一骂沈醉，他要是真敢找文强的麻烦，可能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徐远举无论哪方面都不如文强，所以我们说“徐远举骂刘安国是叛徒只能出现在剧中”，要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借给徐远举十个胆子，他敢骂一句文强骂？文强的特殊履历和复杂背景，徐远举和沈醉知道，读者诸君也十分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