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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我国人口形势作出了最新判断，提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强调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会议强调，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当前，高等教育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越来越紧密。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包括肄业和在校学生）的人口约为601.7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0.6%。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22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教育领域取得的重要历史性胜利，为我国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人口宏观形势下，高等教育被寄予更多的期望，需要及时针对变化作出相关回应和调整，全力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发展和人口迭代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人口生育率就降至更替水平2.1之下。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同比下降近10%，总人口数出现负增长。

从各类数据统计分析来看，高等教育与人口增长呈负相关已成基本事实。以2021年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例，在该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生育一孩者居多，接近70%；高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占比相当，都在47%左右；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初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居多，占比分别为63.42%和59.21%。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以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来抑制人口增长作为切入点，研究高等教育与人口的关系。接受高等教育者的生育观念改变、初婚年龄推迟、参加劳动率提升、生育机会成本变大、个人事业发展偏好增强等，都是导致低生育率的直接或间接因素。

新时代，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为人口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更多地聚焦于如何着力减少高等教育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甚至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来提高生育水平、改善人口结构；需要通过高等教育进行人口生育意愿引导，强化生育政策的宣传和落地，加强生殖健康卫生知识普及，为大龄未婚未育青年创造友好的婚恋生育环境，帮助其更好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需要显著降低家庭高等教育成本和通向高等教育的前期负担。

总之，要通过多种手段来推动形成高等教育正面引导人口迭代的良性循环模式。

正确处理高等教育规模和资源效益的关系

不同于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很快受到人口少子化特征影响，高等教育处于教育环节最末端，受人口形势调整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2035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状态，高等教育需求不会出现忽高忽低、大开大合的情况。

然而，从2036年起，各年份适龄人口持续下降。如，2040年的18岁人口规模约为956万（由2022年新出生人口数大致推算）。届时，我国高等教育将面临较为严重的生源危机，可能导致高校对生源的争夺加剧，高等教育规模随之急剧缩水。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客观上存在“天花板”，教育资源（如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教职工队伍建设等）投入后难以收缩和回调，一旦出现闲置情况就需要进行有效调整。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与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当前，必须把握好高等教育规模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平衡，并将生源危机转变为教育资源宽松充足背景下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机遇。当不再为满足过大规模受教育者需求而“疲于奔命”“顾此失彼”的时候，高等教育将腾出更多精力和资源来考虑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教育结构等内容。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根据宏观人口形势变化对高等教育规模进行整体的中长期规划，综合考虑实时因素和未来将会出现的情况。不能仅紧盯18岁左右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而是要把高等教育资源面向更为宽幅的年龄阶段人口，更好地服务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将视野从国内转向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更多留学生，推动高等教育对外创收的产业化进程，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年限和劳动时间的关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劳动人口总量及比重下降，凭劳动力绝对数量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将不断消减，青壮年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个体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9.6%），新生代人口开始投身经济社会生产性活动的时间整体性向后平移，受教育年限延长与劳动力资源削减之间存在的矛盾将逐渐凸显。

高等教育筛选功能弱化之后，受教育者通过延长受教育年限来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相对高位阶学历者层层向下挤占原本属于相对低位阶学历者的就业机会，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内卷化、内耗化，带来“过度教育”、大学生就业形势紧张等问题，变相浪费劳动者宝贵的时间资源。

当前，在不降低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应建立时间设置相对灵活的高等教育学制，鼓励有能力者通过努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完成学业；加强高等教育内部结构优化，强化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匹配融合度；通过缩短假期、减少重复性课程、提高教学效率等手段，探索缩短高等教育学制的可能性；帮助“银发”大龄劳动者能在退休年龄向后推迟的情况下，仍能胜任工作岗位，从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布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户分离”人口约4.9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约1.2亿人，流动人口约3.76亿人。超大规模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由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区域间人口呈两极分化趋势，过度集中和快速萎缩并存。

高等教育对人口具有较强的含蓄和引流作用。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交汇点，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根基，有利于促进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吸引人口流入，减少人口流出。同时，大学生群体是高等教育资源所在地拉动消费、活跃经济、形成风尚、塑造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毕业后也很有可能继续留下来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对增加当地人口数量规模、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为推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应综合考虑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对人口资源、人才资源的调配作用。高校的校址选择可以适度向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对人口流动方向进行有效引导，促进人口在空间分布上更为合理；进一步提高受教育者素质能力与就业市场的匹配度，为高素质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大力促进高校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同频共振。

（作者周光礼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谢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中国教育报》2023年06月05日第5版